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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雅言:诗书礼的声音[2/2页]

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其乐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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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执礼用雅言:仪式庄重的语言保障
     “执礼” 指执行礼仪(如祭祀、宴饮、朝聘),这些场合的语言需庄重、准确,雅言是最佳选择。《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定辞” 即语言沉稳规范,方言的随意性会破坏礼仪的严肃性,如祭祀时称呼 “神灵” 的称谓,雅言称 “皇天上帝”“列祖列宗”,而方言可能用 “老天爷”“老祖宗” 等俚俗说法,显得不恭敬。
     孔子在礼仪中的语言实践,严格遵循雅言规范。《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他的礼仪言行: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在朝堂上经过君主空位时,“其言似不足者” 是因雅言的谦逊表达(如用 “敢”“窃” 等谦辞);
     “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 与不同等级的人说话,雅言的语气有别 —— 对下大夫(中级官员)用 “侃侃”(直率),对上大夫(高级官员)用 “訚訚”(和悦而正直),既符合礼仪又不失真诚,体现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作为君主的傧相(接待宾客),用雅言准确传达命令(如 “宾不顾矣” 报告宾客已离去),语言简洁庄重,避免方言的冗余。
     “执礼用雅言” 的核心是 “别尊卑,明贵贱”。礼仪中的称谓(如 “君”“臣”“父”“子”)在雅言中有严格区分:
     对君主称 “君” 或 “王”,自称 “臣”;
     对父亲称 “父”,自称 “子”;
     对兄长称 “兄”,自称 “弟”;
     这些称谓在雅言中固定不变,而方言可能称谓模糊(如某些方言 “父”“叔” 不分),导致 “君臣父子” 的伦理关系不清。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雅言的规范正是这种伦理秩序的语言体现 —— 语言清晰才能身份明确,礼仪才能发挥 “序民人”(《礼记?乐记》)的作用。
     祭祀礼仪中的祝词,尤其依赖雅言的准确。《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之属,莫重于升歌;舞之属,莫重于《武宿夜》”,其中 “升歌”(演唱《诗经》)需用雅言,如《诗经?周颂?清庙》“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用雅言的清越声调表达对文王的崇敬,方言的浊音则显得不庄重。孔子曾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种 “如在” 的虔诚,需通过雅言的庄重表达来维系。
     历史上的 “礼崩乐坏” 常伴随语言混乱。春秋时期 “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不仅是礼仪僭越(用天子的八佾舞),其祭祀时的祝词也 “多俚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如将 “皇天” 称为 “老天爷”,与雅言的庄重相悖;而孔子 “执礼用雅言”,是试图通过语言规范恢复礼仪的严肃性,正如《礼记?中庸》“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语言的规范是修身的基础 —— 当一个人在礼仪中能准确使用雅言,其行为也会自然合乎礼。
     五、孔子的语言观:雅言与方言的辩证统一
     孔子并非否定方言,而是主张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论语?述而》“子所雅言”,“所” 字表明雅言是特定场合(教学、执礼)的选择,日常交流可能使用方言,如他在鲁国与乡邻对话,可能用鲁地方言,《论语?乡党》“乡人之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与乡人饮酒时的互动,用方言更显亲切。这种 “因场合择语言” 的灵活,避免了语言规范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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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弟子的语言教育也体现这种辩证。《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回答同一问题,孔子根据弟子性格(冉有退缩、子路冒进)调整语气,这种 “因材施教” 的语言策略,与 “雅言为主,方言为辅” 的原则一致 —— 核心思想(雅言)不变,表达形式(语气)灵活。
     “雅言” 是 “仁道” 传播的工具。孔子的核心思想 “仁”,需通过雅言才能准确传递,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欲”(欲望)“施”(施加)等词汇在雅言中有明确内涵,楚地方言 “欲” 与 “要” 混用,可能弱化其道德意味;他周游列国 “传道”,若不用雅言,“仁” 的理念便会因语言障碍而失真,这是他重视雅言的根本原因 —— 语言统一是思想统一的前提。
     对比 “郑声淫” 的批评,更显雅言的价值。《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 是郑国的民间音乐,其歌词多用方言俚语(如《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的直白情爱表达),孔子认为其 “淫”(过度放纵);而雅言的 “《诗》《书》之声”,则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语言的规范与情感的适度相统一,体现儒家的 “中庸” 之道。这种对 “雅” 与 “俗” 的区分,不是文化歧视,而是对 “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追求 —— 语言需有 “文”(规范),也需有 “质”(真诚),雅言正是 “文质平衡” 的体现。
     六、历史回响:雅言传统的传承与演变
     汉代 “国语” 对雅言的继承,体现在 “洛阳语” 的官方地位。西汉定都长安,仍以 “洛阳语” 为 “国语”(继承雅言),《汉书?艺文志》“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这里的 “讽书” 需用国语,确保文书的统一。许慎《说文解字》“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整理文字以 “国语” 为标准,与孔子用雅言正名一脉相承。
     东汉郑玄注 “三礼”,用 “今文”(汉代通行语)解释古雅言,体现 “雅言” 随时代演变的灵活性。他注《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将古雅言的 “六谷”(黍、稷、稻、粱、麦、苽)译为汉代通行的 “五谷”(粟、麦、稻、黍、稷),既保持经典原意,又便于时人理解,这种 “古今语言的桥梁” 作用,与孔子用雅言传经的精神一致。
     唐代 “官话” 的形成与发展,使雅言传统得以延续。唐代以 “长安话” 为官方语言,科举考试需用官话,《新唐书?选举志》“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帖经”(默写经典)需用官话读音,确保对 “经义” 的准确理解。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句,用官话吟诵时 “亲” 与 “身” 押韵(古音),这种韵律美正是对《诗经》雅言传统的继承。
     日本、朝鲜的遣唐使学习唐语(官话),将汉字词引入本国语言,证明雅言传统的国际影响。日本《万叶集》中的 “和歌”,大量使用汉语借词(如 “明月”“春风”),读音模仿唐语;朝鲜《三国史记》用汉文写作,语法受唐语影响,正如孔子用雅言传经,唐代用官话传播中华文化,语言成为文明交流的纽带。
     明清 “官话” 与白话的并行,延续了 “雅俗并存” 的模式。明清以 “北京话” 为基础形成官话,用于官方文书、科举考试;同时白话文学兴起(如《红楼梦》《水浒传》),但科举仍需用官话写作(“八股文” 需用规范语言)。这种 “雅用于官方,俗用于民间” 的格局,与孔子 “雅言用于诗书执礼,方言用于日常” 的模式一致,体现语言规范与生活语言的辩证统一。明代吕坤《交泰韵》“夫雅言者,天下之公言也;方言者,一方之私言也。公言行则私言废,私言废则天下通”,虽强调官话的统一作用,也承认方言的存在价值,与孔子的语言观一脉相承。
     七、雅言的当代映射:普通话与文化认同
     普通话推广是现代雅言实践,其与雅言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1955 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确定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 的普通话,与孔子的雅言一样,旨在消除方言隔阂,便利交流。据教育部数据,2020 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0.72%,较 2000 年的 53.06% 大幅提升,为文化教育、经济发展提供语言保障 —— 偏远山区的孩子通过普通话接受教育,农民工通过普通话在城市就业,这种沟通的便利,正是 “子所雅言” 在当代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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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诵读中的语言规范,让雅言传统焕发新生。近年来 “国学热” 中,用普通话诵读《诗经》《尚书》,能保持韵律和意义的准确:
     《诗经?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普通话朗诵时 “手”“老” 的韵脚虽不明显(古音押韵),但通过拼音标注的 “古韵”,仍能体会其深情;
     《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用普通话的清晰发音,让 “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 的道理家喻户晓;
     中小学教材中的文言文注释,用普通话解释古雅言(如 “走” 译为 “跑”,“兵” 译为 “兵器”),确保学生理解,正如孔子用雅言教弟子,现代教育用普通话传经典,语言的桥梁作用从未改变。
     八、雅言的终极意义:文化传承的语言纽带
     “子所雅言” 的终极意义,是通过语言规范保障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诗》《书》是文化基因,礼仪是行为准则,雅言则是传递这些基因的载体,正如《周易?系辞》“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语言是思想的关键,统一的语言能确保文化基因不被曲解、不失传。从 “关关雎鸠” 的爱情观到 “克明俊德” 的道德观,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伦理观到 “礼之用和为贵” 的处世观,正是通过雅言(及后世的国语、官话、普通话)的准确传递,才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从孔子的雅言到当代的普通话,语言规范的本质不变:促进理解,凝聚共识。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瑰宝(如粤语的九声六调、吴语的软糯婉转),雅言(普通话)是民族文化的纽带,二者并行不悖 —— 正如孔子在杏坛用雅言讲授,在乡邻间用方言交流,现代社会也需 “推普” 与 “保方” 并重:推广普通话便于全国交流,保护方言留住地域特色,在统一中尊重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共识,这是对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儒家智慧的最好实践。
     孔子的 “雅言” 之教,像一条看不见的线,将《诗》《书》的智慧、礼仪的庄重串联起来,穿越千年仍在发挥作用。当我们用普通话朗读 “关关雎鸠”,当我们在礼仪场合使用规范语言,当我们用标准中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都是在延续 “子所雅言” 的精神 ——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血脉,守护语言的规范,就是守护文明的根基,正如那被孔子用雅言讲授的《诗》《书》,文字虽古,意义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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