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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2/2页]

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其乐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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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技法到领悟情感、体会人格,层层深入,这种 “学无常师” 的态度,使他能够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年时的教学相长,深化了孔子对知识的理解。三十岁左右,孔子开始创办私学,“有教无类” 的理念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弟子。教学过程中,弟子们的提问常常促使他深入思考,如子路问 “勇”,他答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贡问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他答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颜回问 “仁”,他答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些针对性的回答,既是对弟子的教导,也是孔子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与深化。
     《论语?先进》中记载的 “各言其志” 场景尤为典型。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表达了治国、理财、司仪的志向,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种对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他平日强调的 “克己复礼” 形成互补,弟子的志向促使他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使他的知识与思想不断丰富。
     晚年时的整理古籍,是孔子 “好古敏求” 的最终完成。鲁哀公十一年,六十八岁的孔子回到鲁国,此后不再周游列国,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献。他 “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对《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系统整理,使其成为儒家经典。其中,《春秋》的编纂尤为用心,“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褒贬,传递 “微言大义”,如 “践土之会” 中,晋文公召周天子到践土,孔子认为 “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便记载 “天王狩于河阳”,以维护君臣之礼。这种对历史的 “春秋笔法”,使古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价值的传递者。
     整理古籍的过程充满艰辛。《诗经》的竹简散乱无序,需要辨别真伪、去重存精;《尚书》的文字古奥难懂,需要考证注释;《礼记》的礼仪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模糊,需要重新梳理。孔子晚年身体状况不佳,《论语?述而》记载他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感叹自己衰老,连梦见周公的次数都少了,但他依然坚持工作,“韦编三绝” 的《周易》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晚年的勤勉,使他 “好古敏求” 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求知与传承,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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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历史回响:好古敏求的传承谱系
     颜回的 “不违如愚”,是 “敏以求之” 的专注体现。《论语?为政》记载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颜回在课堂上对孔子的话从不提出异议,看似愚笨,课后却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举一反三。有一次,孔子讲解 “仁” 的含义,颜回问:“请问其目。” 孔子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回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这种将知识付诸实践的决心,使他能够 “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将知识内化为品德。孔子称赞他 “贤哉回也”,正是因为他的 “敏” 不是口头上的回应,而是内心的领悟与实践,这种 “敏以求之” 的专注,成为后世学者的榜样。
     司马迁的 “究天人之际”,继承了 “好古敏求” 的史学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 “年十岁则诵古文”,自幼学习古代文献;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通过实地考察印证古籍记载。在会稽,他探寻大禹治水的遗迹;在长沙,他凭吊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曲阜,他参观孔子故居,“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这种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孔子 “好古敏求” 一脉相承。
     撰写《史记》时,司马迁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对于黄帝的传说,他 “择其言尤雅者”(《史记?五帝本纪》),选取可信的部分;对于不同说法,如 “禹兴于西羌”“禹生于石纽” 等,他进行多方比对后再下结论。这种严谨的态度,使《史记》成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巨着,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正是 “好古敏求” 精神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郑玄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展现了 “好古” 的包容。东汉时期,经学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今文经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注重文字训诂,两派相互攻击,难以统一。郑玄 “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汉书?郑玄传》),学习今文经;后又西入关中,从马融学古文经,马融 “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仍 “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后汉书?郑玄传》),最终因解答 “浑天说” 的疑难而得到马融的赏识。
     学成之后,郑玄融合今古文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注遍群经。他注《诗经》时,既采用古文经的文字训诂,又吸收今文经的义理阐释;注《周礼》时,结合《礼记》《仪礼》的相关内容,使零散的礼仪规定系统化。这种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使经学从纷争走向统一,正如《后汉书?郑玄传》所说 “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种 “好古” 的包容与系统,是对孔子 “删《诗》《书》” 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朱熹的 “格物致知”,发展了 “敏以求之” 的方法论。南宋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提出 “格物致知” 的认识论,主张 “即物而穷其理”(《大学章句》),通过研究事物来获得知识。他认为 “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朱子语类》),这种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的积累,与孔子 “敏以求之” 的精神一致。
     朱熹编纂《四书章句集注》时,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详细注释,既参考汉唐注疏,又融入自己的理解,使传统智慧适应时代需求。他强调 “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相结合,这种 “敏以求之” 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大众化。他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强调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正是对孔子 “学思结合”“学行结合” 的继承与发展,成为后世书院教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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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好古敏求的当代价值: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好古”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当代社会有着生动体现。当今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昆曲、古琴、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孔子 “好古” 的精神一脉相承,不是为了将传统封存为古董,而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实现创新发展。昆曲《牡丹亭》在保留核心唱腔和剧情的基础上,采用现代舞台技术,使 “游园惊梦” 的场景更加唯美,吸引了年轻观众;古琴艺术通过与现代音乐元素结合,创作出新的曲目,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活力。
     故宫博物院的 “让文物活起来” 实践尤为典型。通过数字化技术,故宫将 “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 等珍贵文物转化为数字资源,观众可以在线上高清浏览画作的细节;通过 “故宫文创”,将文物中的图案和元素转化为文具、服饰等生活用品,使古代文化融入现代生活;通过 “养心殿数字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 “走进” 养心殿,体验古代帝王的生活场景。这些实践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 “好古” 与 “知今” 的结合,正如孔子整理古籍是为了传递智慧,当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为了让传统智慧服务于现实生活。
     “敏以求之” 对终身学习的指导,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现代社会知识更新迅速,“终身学习” 成为每个人的必要选择,孔子 “敏以求之” 的精神提醒我们,无论年龄与职业,都应保持学习的热情。在线教育的发展,如慕课(MOOC)、微课等,让知识获取更加便捷,人们可以像孔子 “学无常师” 那样,随时随地向不同的老师学习。例如,一个农民可以通过手机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一个退休老人可以在线学习绘画和音乐,这种持续学习的态度,是应对时代变化的重要能力。
     “非生而知之” 对教育公平的意义,在当代教育实践中得到延续。孔子 “有教无类” 的理念,体现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无论出身、天赋如何,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特殊教育的发展,为有障碍的学生提供了适合的教育方式,帮助他们通过学习实现自我价值;职业教育的完善,为不同兴趣和能力的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这些实践证明,“非生而知之” 的信念在当代依然具有生命力 —— 天赋差异不是限制,努力和合适的教育方法才是决定因素,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其核心正是孔子 “学而知之” 的理念。
     七、历史人物的求知实践:好古敏求的生动例证
     王充的 “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生动践行了 “敏以求之” 的精神。《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 “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年轻时,他因家境贫寒无法购买书籍,便经常到洛阳的书市看书,书市上的书籍种类繁多,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从历史着作到天文历法,他都广泛阅读,并且过目不忘。这种 “敏以求之” 的勤奋,使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
     撰写《论衡》时,王充 “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后汉书?王充传》),在门窗和墙壁上都放置笔和刀,随时记录自己的思考。《论衡》的核心思想是 “疾虚妄”,批判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和对儒家经典的僵化理解。例如,针对 “天人感应” 的说法,他在《自然篇》中说 “天道自然,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认为自然界的灾异是自然现象,不是上天对人的惩罚;针对 “人死为鬼” 的观念,他在《订鬼篇》中说 “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这些观点的提出,需要广泛的知识和独立的思考,正是 “敏以求之” 的结果。
     顾炎武的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继承了 “好古敏求” 的经世精神。明末清初的顾炎武 “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清史稿?顾炎武传》),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书籍,随时学习。他游历各地时,“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清史稿?顾炎武传》),将古籍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例如,他在《日知录》中考证 “郡县制” 的起源,不仅查阅《史记》《汉书》等古籍,还实地考察各地的地方志和碑刻,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日知录》的撰写 “积三十余年乃成”,顾炎武在《日知录序》中说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这种严谨的态度,使该书成为考据学的经典着作。他强调 “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主张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这种将知识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与孔子 “学而时习之” 的实践理念一脉相承,是 “好古敏求” 在明清时期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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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的 “横扫清华图书馆”,演绎了 “敏以求之” 的现代版本。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钟书以 “横扫清华图书馆” 闻名,广泛阅读中外典籍,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哲学,从中国典籍到西方着作,无不涉猎。他的同学回忆,钱钟书看书速度极快,并且过目不忘,常常能引用书中的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 “过目不忘” 的背后,是 “敏以求之” 的勤奋 —— 他不仅阅读书籍,还做了大量笔记,将不同书籍中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联系,形成自己的思考。
     撰写《管锥编》时,钱钟书对《周易》《毛诗》《左传》等古籍进行了深入阐释,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视角。例如,在分析《诗经?卫风?氓》时,他不仅引用《诗经》的相关篇目进行比较,还参考了西方文学中的类似主题,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诗歌,展现了 “好古” 与 “知今”、中国与西方的对话。这种对知识的贪婪追求和广泛涉猎,与孔子 “敏以求之”“学无常师” 的精神高度一致,证明 “好古敏求” 的求知态度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八、好古与敏求的辩证:传统与创新的平衡
     “好古” 与 “创新” 的统一,是孔子求知观的精髓所在。“好古” 不是复古守旧,而是 “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从传统中获得新的启发;“敏以求之” 不仅是学习过去的知识,更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孔子对周礼的 “损益”(《论语?为政》),就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 —— 保留周礼中合理的部分,如 “敬德保民” 的核心思想;改进不适应时代的内容,如简化繁琐的礼仪形式,使其更易于实践。这种 “继承中创新” 的态度,使传统智慧能够与时俱进,正如《周易?系辞》所说 “变通者,趋时也”,根据时代需求进行变通,是传统得以延续的关键。
     “非生而知之” 与 “学而知之” 的平等性,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孔子否认 “生而知之”,强调 “学而知之”,使知识从少数 “圣人” 的专属变为大众可及的资源,这种平等观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在当代社会,这种平等观体现为信息的公开和知识的共享,互联网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便捷地获取知识,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少,都有学习的机会。这种知识的民主化,正是对孔子 “有教无类” 理念的继承与发展,证明 “学而知之” 的信念能够打破各种形式的知识垄断。
     “敏以求之” 中的 “方法” 与 “态度” 同样重要。孔子的 “敏” 不仅是勤奋的态度,还包括科学的方法:“学而不思则罔” 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学而时习之” 注重实践的价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提倡向他人学习的谦逊。现代学习方法如思维导图、小组讨论、项目式学习等,都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它们不仅强调勤奋,更注重效率和效果。例如,思维导图通过梳理知识的结构和联系,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项目式学习通过完成实际项目,将知识应用于实践,这些方法与孔子的 “学思结合”“学行结合” 一脉相承,证明有效的学习方法是跨越时空的智慧。
     九、终极意义:求知即存在的方式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的终极意义,在于将求知视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孔子的一生是求知的一生,从少年时 “入太庙每事问” 到晚年 “韦编三绝”,求知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内容。他的存在价值,通过求知与传承知识得以体现,正如《周易?乾卦》所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持续不断的求知与实践,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和实现。
     从孔子的竹简到当代的互联网,求知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 “好古敏求” 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知识不是天生的馈赠,而是后天努力的果实;传统不是前进的障碍,而是创新的根基;勤奋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成长的阶梯。无论是翻阅古籍还是浏览网页,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实践探索,我们都是在延续孔子的求知之路,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 “好古敏求”。
     孔子的求知自白,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了后人的求知之路。当我们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当我们在实验室反复实验时,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反思时,都是在践行 “好古敏求” 的精神 —— 不是为了成为全知全能的圣人,而是为了在求知中完善自我;不是为了固守传统的形式,而是为了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正如那被孔子反复摩挲的《尚书》竹简,虽已泛黄脆弱,却因无数求知者的触摸而获得永恒的生命,知识的传承与发展,正是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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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好古敏求:夫子的求知路[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