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论语?述而》中，孔子一句 “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这位圣人对自身修养的清醒认知与对 “行” 的极致追求。寥寥十六字，既包含着孔子对自己 “文” 的修养与他人不相上下的客观判断，更蕴含着他对 “躬行君子” 这一境界尚未达成的谦逊自省。这并非简单的自谦之语，而是孔子对 “知” 与 “行” 关系的深刻体悟，是他一生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致力于 “克己复礼” 的真实写照。透过这句话，我们得以深入探究孔子思想中 “文” 与 “躬行” 的丰富内涵，感受其 “知行合一” 的思想雏形，更能从中汲取对当代人修身治学、处世行事的深刻启示。
一、春秋语境下 “文” 的内涵与价值
要理解孔子 “文，莫吾犹人也” 的表述，首先需置身于春秋时期的文化语境，厘清 “文” 在当时的具体内涵与社会价值。春秋时期，“文” 并非仅指今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文章，而是一个涵盖知识、礼仪、道德、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综合性概念，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必备的核心素养，更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
（一）“文” 即典籍学识：传承先王之道的载体
在春秋时期，“文” 首先指代的是对古代典籍的学习与掌握。这些典籍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是上古至西周时期文化、历史、政治、道德思想的结晶，记载着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圣人的道德训诫以及先民的生活智慧。对于士大夫而言，学习这些典籍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继承先王之道、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象征。
孔子自幼便对古代典籍抱有浓厚兴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 “十有五而志于学”，成年后更是 “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周易》，对《诗》《书》《礼》《乐》的整理与传播倾注了毕生心血。他曾言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将典籍学习与个人言行举止、立身处世紧密相连。在孔子看来，典籍中的知识并非僵化的文字，而是蕴含着治理天下、修养身心的大道。通过学习 “文”，士人能够了解历史兴衰的规律，领悟圣人的道德理念，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许多古代典籍面临散失的风险，文化传承陷入危机。孔子对典籍的学习与整理，实则是在抢救与传承中华文脉。他将散落的典籍进行系统整理、修订，使其得以流传后世；同时，他广收弟子，以典籍为教材，向弟子们传授其中的思想智慧，让先王之道得以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孔子所说的 “文，莫吾犹人也”，既是对自己典籍学识的客观评价 —— 经过数十年的学习与钻研，他对古代典籍的掌握已达到当时的较高水平，与其他优秀的士大夫相比毫不逊色；更是对自己肩负文化传承责任的一种确认 —— 他已具备将 “文” 的知识传授给弟子、传承给后世的能力。
（二）“文” 即礼仪规范：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
除了典籍学识，“文” 在春秋时期还包含着礼仪规范的内涵。西周以来形成的 “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撑，“礼” 作为 “文” 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下人们的言行举止、服饰器物等，大到国家祭祀、朝聘会盟，小到日常交往、婚丧嫁娶，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不仅是外在的行为准则，更蕴含着 “尊尊”“亲亲” 的等级观念与道德伦理，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 “和而不同” 的重要保障。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对 “礼” 的重视达到了极致。他认为 “克己复礼为仁”，将遵守礼仪规范视为实现 “仁” 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是 “礼” 的践行者：“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从进入朝堂的步态、神色，到登上厅堂的姿态、气息，再到离开时的言行举止，孔子都严格遵循礼仪规范，将 “礼” 融入一举一动之中。
对于弟子，孔子也始终强调 “礼” 的学习与实践。他教导弟子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弟子在言行举止上符合 “礼” 的要求；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过长，提出 “期可已矣” 时，孔子严厉批评他 “不仁”，认为守丧之礼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 “礼” 与 “仁” 的结合。在孔子看来，“礼” 作为 “文” 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一个人只有掌握并遵守 “礼” 的规范，才能在社会中立足；一个国家只有恢复 “礼” 的秩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孔子 “文，莫吾犹人也” 的表述，也包含着他对自己礼仪修养的自信 —— 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他对 “礼” 的理解与践行已达到较高水准，能够成为弟子与他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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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 即道德修养：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
在春秋时期的 “文” 的内涵中，道德修养是其核心与灵魂。无论是典籍学识的学习，还是礼仪规范的践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塑造 “君子” 人格。“君子” 是春秋时期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理想人格典范，而 “文” 则是实现这一理想人格的重要途径 —— 通过学习典籍中的道德思想，人们能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通过践行礼仪规范，人们能够将道德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最终成长为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的理想人格。
孔子对 “君子” 的道德修养有着明确的要求，他提出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坦荡荡” 等一系列关于君子道德的论述，将 “仁”“义”“礼”“智”“信” 作为君子的核心品德。而这些品德的形成，离不开 “文” 的滋养。例如，学习《诗》能够 “兴、观、群、怨”，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培养仁爱之心；学习《书》能够了解先王的仁德之举，树立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学习《礼》能够规范自身言行，培养谦逊、恭敬的品德。可以说，“文” 是君子道德修养的 “源头活水”，没有 “文” 的滋养，君子的道德人格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君子人格的完善，他通过不断学习 “文” 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同时也通过 “文” 的传授，引导弟子们走向君子之路。他对弟子颜回的称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对颜回通过 “文” 的修养达到高尚道德境界的肯定。当孔子说 “文，莫吾犹人也” 时，他所表达的不仅是对自己典籍学识与礼仪修养的自信，更是对自己通过 “文” 的学习，在道德修养上已达到与其他君子相当水平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并非自满，而是为他进一步追求 “躬行君子” 奠定了基础 ——“文” 的修养是 “躬行” 的前提，只有具备了扎实的 “文” 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践行君子之道。
二、“躬行君子”：孔子对 “行” 的极致追求
如果说 “文，莫吾犹人也” 是孔子对自身 “知” 的修养的客观判断，那么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则是他对自身 “行” 的境界的谦逊自省。“躬行”，即亲身实践、身体力行，“躬行君子” 便是将君子的道德理念、礼仪规范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践行君子之道，实现 “知” 与 “行” 的统一。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行” 远比 “知” 更为重要，“文” 的修养最终必须落到 “躬行” 之上，否则便只是空洞的理论，无法真正实现 “仁” 的境界。
（一）“躬行” 是 “文” 的归宿：从 “知” 到 “行” 的跨越
孔子始终强调 “知” 与 “行” 的统一，认为 “文” 的学习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 “行”，“躬行” 才是 “文” 的真正归宿。他曾批评那些只注重 “文” 的表面形式，而不注重实践的人，认为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将《诗》背得滚瓜烂熟，若不能将其中的思想运用到治国理政、外交应对的实践中，这样的 “文” 也毫无用处。在孔子看来，“知” 而不 “行”，如同 “学而不思则罔”，只是徒有虚名，无法真正提升个人修养，更无法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孔子自身便是 “知” 与 “行” 统一的践行者。他不仅深入学习古代典籍，掌握礼仪规范，更将这些 “文” 的修养切实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中。在政治上，孔子曾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职，在任期间，他推行 “堕三都” 的政策，试图削弱大夫的势力，恢复鲁国国君的权威；他主张 “为政以德”，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而非依靠严刑峻法。虽然他的政治理想最终因鲁国的政治环境而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将 “文” 中的治国之道付诸实践。
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 “躬行” 的精神。他对待长辈恭敬有礼，“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对待弟子平等友善，“有教无类”，耐心教导每一位弟子；对待他人宽容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中，他也始终坚守君子之道，“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在粮食断绝、弟子们陷入困境时，孔子依然保持着君子的气节，教导弟子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做违背道义之事。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坚持 “躬行” 的精神，正是孔子对 “行” 的极致追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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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从 “知” 到 “行” 的跨越，是一个艰难却至关重要的过程。“文” 的修养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但 “躬行君子” 则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磨砺，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不断考验自己、完善自己。因此，他坦诚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并非否定自己的实践，而是认识到 “躬行”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也仍有提升的空间。这种对 “行” 的谦逊态度，正是孔子能够不断进步、成为圣人的重要原因。
（二）“躬行” 的核心是 “仁”：以行动践行仁爱之道
在孔子的思想中，“躬行君子” 的核心是践行 “仁” 的理念，“仁” 是君子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 “躬行” 的根本目标。“仁” 的内涵极为丰富，包括 “爱人”“孝悌”“恭敬”“诚信”“宽容” 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都需要通过 “躬行” 来实现 —— 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关爱他人、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才能真正达到 “仁” 的境界。
“孝悌” 是 “仁” 的基础，也是孔子 “躬行” 的重要内容。他认为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主张子女要孝顺父母，弟弟要友爱兄长。在日常生活中，孔子自身便以 “孝” 着称，他不仅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注重在精神上关爱父母，“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同时也尊重父母的意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他还教导弟子，“孝” 不仅是表面的顺从，更要 “色难”—— 在侍奉父母时，要始终保持和颜悦色，这才是真正的 “孝”。这种对 “孝” 的躬行，体现了孔子对 “仁” 的基础的重视。
“爱人” 是 “仁” 的核心，也是孔子 “躬行” 的重要体现。孔子主张 “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不仅要关爱自己的亲人，还要关爱身边的人、天下的百姓。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孔子始终心怀天下苍生，关注百姓的疾苦。他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主张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同情贫困的百姓，认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使在自己处境艰难时，他也不忘关心他人，例如在卫国时，他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便感叹 “庶矣哉”，并提出 “富之”“教之” 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让百姓富裕起来，并对他们进行道德教化。
“诚信” 是 “仁”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孔子 “躬行” 的基本准则。孔子认为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诚信视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与人交往中，孔子始终坚守诚信原则，言行一致。他曾说 “言必信，行必果”，强调自己说出的话一定要兑现，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实现。对待弟子，他坦诚相待，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待君主，他直言进谏，即使面临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对诚信的躬行，让孔子赢得了弟子与世人的尊重与信任。
孔子深知，践行 “仁” 的理念并非易事，它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克服个人的私欲与惰性。因此，他坦诚自己在 “躬行君子” 方面 “未之有得”，这既是对 “仁” 的境界的敬畏，也是对自己不断追求 “仁” 的鞭策。在他看来，“仁” 的追求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躬行君子” 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努力、不断完善，才能无限接近这一理想境界。
（三）“躬行” 的难点在于坚持：在困境中坚守君子之道
“躬行君子” 的艰难，不仅在于从 “知” 到 “行” 的跨越，更在于长期的坚持，尤其是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坚守君子之道。春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士大夫们常常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道义与利益的抉择。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始终坚持 “躬行” 君子之道，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摇，不为艰难困苦所打倒，实属不易。孔子一生的经历，便是在困境中坚守 “躬行” 的典范。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期间历经艰辛，多次陷入险境。在匡地，他因与阳虎相貌相似而被当地人围困，“拘焉五日”，弟子们都感到恐惧，而孔子却镇定自若，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坚信自己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上天会保佑他；在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害孔子，孔子却毫不畏惧，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认为自己的道德是上天赋予的，桓魋无法伤害他；在陈蔡之间，孔子与弟子们断绝粮食，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对孔子的理想产生了怀疑，而孔子却依然坚持讲授学问，与弟子们讨论 “仁” 与 “礼” 的道理，鼓励弟子们坚守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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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艰难的时刻，孔子本可以选择妥协、退缩，甚至放弃自己的理想，以换取一时的安稳与利益。但他始终牢记 “躬行君子” 的追求，将君子的气节与道德准则视为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曾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表明自己为了实现 “仁” 的理想，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在困境中依然坚守 “躬行” 的精神，正是孔子 “躬行君子” 的真实写照，也让他的思想与人格更具感染力与影响力。
孔子深知，在顺境中坚持 “躬行” 相对容易，而在逆境中坚守则难上加难。他自己在漫长的人生中，也经历过迷茫、困惑与挫折，但他从未放弃对 “躬行君子” 的追求。因此，他坦诚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实则是对 “躬行” 艰难性的深刻认知。这种认知并非自我否定，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 —— 他明白，“躬行” 之路没有终点，每一次在困境中的坚守都是对 “君子之道” 的进一步趋近，但永远都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正如他曾说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对待 “躬行”，他同样保持着这种敬畏与精进的态度，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始终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三、“文” 与 “躬行” 的辩证关系：相辅相成的修养之路
孔子将 “文，莫吾犹人也” 与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并提，并非偶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文” 与 “躬行” 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部分，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文” 是 “躬行” 的基础与指引，“躬行” 是 “文” 的实践与升华，二者共同构成了君子修养的完整路径。理解这种辩证关系，是把握孔子思想精髓的关键。
（一）“文” 为 “躬行” 奠基：无 “文” 则 “躬行” 无方向
“文” 作为典籍学识、礼仪规范与道德修养的综合体现，为 “躬行”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准则。没有 “文” 的滋养与指引，“躬行” 便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容易陷入盲目与混乱，甚至偏离君子之道的正轨。
从典籍学识的角度来看，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先王之道、圣人训诫，为 “躬行” 提供了思想依据。例如，《尚书》中记载的尧、舜、禹 “仁民爱物” 的治国理念，为孔子 “为政以德” 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方向；《诗经》中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的民本思想，让孔子在 “躬行” 中始终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如果没有对这些典籍的学习，孔子便无法形成系统的道德与政治理念，其 “躬行” 也会失去思想支撑，沦为零散的行为片段，无法形成连贯的君子人格。
从礼仪规范的角度来看，“礼” 为 “躬行” 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在日常交往中，“礼” 规定了如何对待长辈、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应对君主，让 “躬行” 有章可循。例如，“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的礼仪规范，让孔子在朝堂之上的 “躬行” 既符合君臣之礼，又体现出对君主的尊重；“食不言，寝不语” 的生活礼仪，让他的日常行为始终保持着君子的严谨与端庄。若没有 “礼” 的指引，“躬行” 便会失去规范，可能出现言行失当、有失分寸的情况，无法体现君子的修养。
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看，“文” 所蕴含的 “仁”“义”“信” 等道德观念，为 “躬行” 提供了价值导向。孔子在 “躬行” 中始终以 “仁” 为核心，无论是 “泛爱众” 的行为，还是 “杀身成仁” 的抉择，都是对 “仁” 的道德观念的践行。如果没有通过 “文” 的学习树立 “仁” 的价值导向，他的 “躬行” 便可能失去道德准则，陷入功利主义的误区，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君子之道。
孔子深知 “文” 对 “躬行” 的奠基作用，因此他一生都重视 “文” 的学习与传播。他教导弟子 “不学《礼》，无以立”，正是因为他明白，只有掌握了 “礼” 这一 “文” 的重要内容，弟子们的 “躬行” 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在社会中立足，成为真正的君子。
（二）“躬行” 使 “文” 升华：无 “躬行” 则 “文” 为空谈
如果说 “文” 是 “躬行” 的基础，那么 “躬行” 便是 “文” 的升华。“文” 的价值只有通过 “躬行” 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即使掌握再多的典籍学识、礼仪规范，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无法真正内化为君子的人格与修养。
首先，“躬行” 让 “文” 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学习《诗》《书》等典籍，能够让人获得知识，但只有通过 “躬行”，才能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孔子通过学习《诗》掌握了丰富的外交辞令，但只有在 “使于四方” 的实践中，这些辞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帮助他完成外交使命。正如他批评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的人，便是因为这些人只停留在 “文” 的知识层面，没有通过 “躬行” 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导致 “文” 的价值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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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躬行” 让 “文” 的道德观念内化为个人品格。通过 “文”
第186章 从孔子自谦观文与躬行之重[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