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出兵不吉利，于是孙权就把诸葛恪的军队调到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驻守。
诸葛恪曾给丞相陆逊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杨敬叔（杨竺）跟我聊起当下的看法，他觉得现在有才能的人快没了，坚守道德和功业的人没剩几个，咱们应该互相扶持，像车轮和车轴一样互相配合，对上让国家事务兴盛，对下互相珍惜情谊。他还痛恨现在社会上喜欢互相诽谤诋毁的风气，让已经有成就的人受到损害，让正要提拔的人心里不痛快。我听了这话特别感慨，真心觉得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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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君子不能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从前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才能出众的只有七十二人，像子张、子路、子贡这些人，都有接近圣人的品德，可还是各有缺点：子张做事有些偏激，子路言行有些鲁莽，子贡不遵守孔子的教诲。何况比他们差的人，哪能没有缺点呢？可孔子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缺点就不把他们当朋友，也没有因为别人的短处就忽略他们的长处。
再说现在选拔人才，应该比古代更宽松些。为什么呢？现在天下局势复杂多变，可贤能的人又少，国家的官职常常没人胜任。只要这人本性不坏，又愿意为国家出力，就该鼓励提拔，让他们在合适的职位上发挥作用。要是在小细节、私人品行上有一点不足，都该宽容对待，没必要一一追究。
而且对待士人，实在不能过于苛刻挑剔。要是太苛刻，就算是圣贤之人也会被挑出毛病，何况是普通人呢？所以说，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很难，用普通人的标准看待别人就容易，这样才能分清贤人和愚人。
从汉朝末年以来，中原的士大夫像许子将（许劭）这类人，之所以互相诽谤，有的甚至招来灾祸，根本原因并不是有多大的仇恨，只是因为自己做不到完全符合礼仪，却用极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自己做不到礼仪规范，别人就不会服；用严苛的标准要求别人，别人也承受不了。对内不服对方的行为，对外承受不了对方的指责，就难免互相怨恨。怨恨一产生，小人就会趁机挑拨。一旦有小人挑拨，那些反复传播的谗言、逐渐渗透的诋毁就会接连而来，就算是最明智、最亲近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很难判断清楚，何况本身就有矛盾、又不够明智的人呢？
所以从前张耳、陈馀最后闹到互相残杀，萧育、朱博没能一直保持友好，根源都在这儿啊！要是不忽略小过错，对细微之处互相指责，时间长了就会家家户户互相怨恨，整个国家都找不到品行完美的人了。”
诸葛恪知道陆逊之前可能因为某些事对自己有疑虑，所以特意写了这封信，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赞同陆逊的想法。后来恰逢陆逊去世，孙权升任诸葛恪为大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驻守武昌（今湖北鄂州），接替陆逊掌管荆州的事务。
过了一段时间，孙权身体越来越差，可太子孙亮年纪还小，孙权就下诏征召诸葛恪回朝，任命他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又让中书令孙弘兼任太子少傅，共同辅佐太子。等孙权病得快不行了，他特意召见诸葛恪、孙弘，还有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把后事托付给这几个人。（《吴书》记载：孙权卧病在床时，一直在考虑该把国事托付给谁。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看好诸葛恪，孙峻也上奏说，诸葛恪有才能、能担当辅政重任，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孙权一开始还担心诸葛恪性格太刚愎自用，可孙峻坚持说，现在朝中大臣没人能比得上诸葛恪，反复担保他靠谱，孙权这才下定决心征召诸葛恪回朝。后来孙权把诸葛恪等人叫到自己的卧室，让他们在病床前接受遗诏。孙权虚弱地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恐怕咱们再也见不到了，以后所有事，就全托付给你们了。” 诸葛恪忍不住抽噎着流泪说：“臣等都蒙受陛下的厚恩，一定会以死来奉行您的遗诏，恳请陛下安心养神，少些思虑，别再为国家外事操心了。” 孙权随即下诏给相关官员，规定所有事务都由诸葛恪统一管理，只有涉及杀人的重大决策，才需要上报给太子。之后朝廷还为诸葛恪修建了府邸，安排了护卫人员，大臣百官拜见他的礼仪规格，也都制定了明确的等级次序。要是有不方便执行的法令，诸葛恪可以一条条列出来上报，孙权都会同意修改。朝廷内外因此一片和睦，官员百姓都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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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二）[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