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虽说天下还是刘氏的大汉天下，但此时的天下形势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三国分立。
北面的曹操已立魏王，掌控着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
江东的孙权，虎踞江南地带，在南越之地称王称霸。
西面的刘备，新夺益州富庶之地，具有荆州九通之渠。
汉献帝对这三个人都没有任何掌控权。
对于曹操而言，孙刘联盟处在牢固期，孙权对他已经称臣，他便将目光放在人才招揽之上。
曹操始终坚信一句话，人才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于是，他发布了第三次求才令。
文中用了很多正面人物典故，包括伊挚、傅说、管仲、萧何、韩信、陈平，还有曹操的先祖曹参，还列举了吴起的特殊案例，告诫天下才子，只要有治理国家、领兵打仗的本领，就要举荐，不要有顾虑。
这一次求才令相比第一次更加彻底，毫无顾忌，已经将德远远排在了才之后。
这篇求才令名为《举贤勿拘品行令》，命部下推举人才，凡有一技之长者，不拘品行，皆可推举。
纵观曹操的一生，一共有三次求才令。
第一次先前聊过，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平定青幽并冀之后，急需人才来治理，便有了第一道求才令，名为《唯才是举》。
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当时曹操刚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
当时的曹操对于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像第一次求才令那样高。
相反，曹操这一道求才令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从曹操的角度来说，杀伏皇后不仅是给他三个女儿铺路，更是对朝中反曹势力的震慑。
但毕竟动手的对象是皇后，伏氏家族也是当时有名的门阀士族，而且汉献帝也曾出面说情，都未曾让曹操改变主意。
这个结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世人对曹操嗜杀的揣度，对大汉不忠的肯定，以及进一步坐实了曹操对门阀士族并不友好的传言。
曹操不得不做出一些补救措施，其中最好的一条便是求才令，名为《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令中依旧沿用了陈平和苏秦的案例，希望有才干的人士不用担心，尽管站出来，他曹操一定会重用。
以此来拉拢天下的才子，当然，这些才子大部分还都是在门阀士族当中，或者是曾经的大家族，间接地改变着曹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第三次便是开头所说的那一次，《举贤勿拘品行令》。
至于第三次求才令发布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史书上并没有记录。
但曹操的用人观念还是影响了后世。
纵观曹操的用人观念，不管是征战沙场之计，还是建设魏国之中，都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
翻开历史长河，曹操可谓第一人，开创 “实用主义人才观” 的先河。
在此之前，“德才兼备” 是公认的选官准则，而曹操首次将 “才” 置于 “德” 之上，提出 “乱世用才，治世用德” 的灵活理念。
第246章 三次求贤与天子规格[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