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李定国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定国部队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孙可望的格外信任。杨长知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杨长知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
公元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安，迎接永历帝到昆明。
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合兵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这时，李、刘两军已经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孙可望军从正面强行渡河，双方展开混战，不久刘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观战，见已挫定国锐气，即命诸营乘胜前进。在孙军后阵的白文选见李、刘两军战局不利，亲自跃马率所部5000铁骑从后方冲向孙可望军队。孙可望部将马唯兴率部临阵倒戈，与白文选联兵抄出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迎晋王!”，孙军大乱。孙可望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这时孙可望仍可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但孙可望却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公元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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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番外：聊聊明末”一堵墙“——孙可望（二）[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