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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1章 中德关系[2/2页]

抗战之浴血大兵 秋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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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不出话来。果然,陶德曼很快将日本人的意见告诉了蒋光头。蒋光头想也不想,一口拒绝了日本的七项和平谈判条件。
      陶德曼在与蒋光头接触的第二天,代表德国zf通知法肯豪森,要求他按照德国zf的旨意,不要再为华夏抗日出谋划策,并要他在南京军界要员和zf要员中,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说服华夏在适当的机会停止抗战,尤其要劝说蒋光头,接受日本人的七项和谈条件。
      可是,蒋光头既已回绝了这个条件。所以,尽管法肯豪森再三做工作,他也不会同意的。
      日军进攻上海时伤亡较大,需要一定的时间休整补充人员和弹药。加之要调整指挥关系,等待统帅部的作战命令,因此,推迟了进军南京的时间。
      华德关系: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zf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zf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
      由于华夏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华夏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1934年8月,国民zf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华夏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华夏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华夏采购额迅速扩大。
      至1935年底,南京zf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华夏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华夏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年4月,中德两国zf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zf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zf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zf向华夏南京zf提供1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zf来说,zf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zf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
      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华夏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华夏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华夏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zf从后台走到前台。
      1937年6月,国民zf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海军部长陈绍宽赴德洽商军火货物交换及聘用德国.军事技术人员等事项,德国zf再次肯定了易货贸易的原则,并表示愿调遣军事和技术人员来华服务。这次访问的结果表明,在华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德之间仍保持着友好关系。?
      1936年和1937年是华夏购买德国.军火的*。华夏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
      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华夏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华夏的军火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华夏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如此看来,在华夏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华夏,这对加强华夏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华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1937年7月5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天,法肯豪森以总顾问的名义向华夏发出一份建议,要求立即将整训完毕的国防军开赴华北各国防战略要地,以备不时之需,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法肯豪森先是受蒋光头委派赴华北前线同华夏指挥官会商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又不顾德国zf禁令赶赴上海参与指挥围歼当地日本驻军的战役。
      8月13日,国民zf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87、88师正是德国顾问一手调教的精锐部队。“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之久,经德式训练的华夏军队在日军攻击下显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11月初,当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之后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防御战遭到惨败。在华夏军队溃退的过程中,耗资100余万元修建的“东方兴登堡防线”未发挥任何抵抗作用就被抛弃了。?
      华日战争迅速升级并趋于旷日持久,意味着德国顾问团在华使命的终结。虽然在战争初起时德国宣布中立,并向华夏表示德日《反gc国际协定》同华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但随着战争的扩大,德国的中立实际已难以维持,中德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
      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德国zf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华日冲突。这次调停失败后,德国zf接连采取了一系列迎合日本的措施,中德关系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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