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规定：“上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雇佣与运输可以视之为私营工商业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些方面被扼死了，经济的规划性也相当突出，且管理严格。《商君书·徕民》提出“制土分民”的原则，计算出地方百里有可耕地五百万亩左右，“可食作夫五万”，即每户授田一百亩，可授五万户。这授田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五年，估计可以授出的全国土地已差不多都已授完，便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命令黔首自己去充实（充满、具有）土地，即命令黔首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数额，自己设法占有定额的土地，国家不再保证按规定授田”。直到这时，有规划的授田制才告一段落。
从《效律》等律文的内容看，秦凡主管经济的部门都有专门从事经济核算的事宜，称为“计”。同时，这些部门每年都要向上级或朝廷报告其经济收支情况，称做“上计”。“上计”的内容不仅有钱、粮收支的项目，还包括户籍、土地、赋税、劳役等各方面的版籍情况。它不但使中央政权能及时把握全国经济乃至各部门经济的状况，以便下达适宜的规划；也能据此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使其更有效地执行国有经济的规划。正因为其国有制经济体系的庞大，所以秦国对上计制度的要求也相当周密与严格。
秦国的国有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占据着绝对支配的地位，官营工商业经济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国家对于经济运作有着周密规划和一系列细致的管理制度。而当时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在官营工商业中使用着大量的奴隶和刑徒，但秦国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主体劳动者是国家授田的农民。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传统的定论就有着极大的距离。我们认为，如果将“封建”这个概念，仅限于农民受田租剥削的生产关系而言，那么，当时的秦国应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国家封建制社会。法家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主义经济观”，而秦国在它的指导下，走进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中，就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第一百四十三章 两千年前的公有制社会(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