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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之际,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3日,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并立即部署汉阳战事。然而,由于起义军“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和野炮”等原因,27日,汉阳失陷,黄兴即于当日离汉赴沪。自此起,湖北革命党人转入御守武昌阶段。
     最后一位内阁总理、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自安阳抵达湖北萧家港,正式出山。同日,奕匡内阁辞职。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军队仍然归其指挥。袁世凯回电须开会选举,否则一纸命令不算。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黎元洪、汪兆铭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
     1911年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同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1月11日,攻南京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四川大汉军第二任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1911年11月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匡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911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将赵尔丰当场杀于皇城“明远楼”。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
     1911年12月2日,联军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各省代表从武汉移驻南京。同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12月6日,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2日,14省代表共39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决议于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副之。黄兴坚辞不就,遂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及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时人讥为儿戏。而黄兴、黎元洪皆不能来南京赴任。12月16日,袁世凯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12月21日,黎元洪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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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2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各省代表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经香港归国,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港迎接。胡汉民劝孙中山留广东,整训军队,举兵北伐。然后“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又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报纸纷传孙携有巨款回国,记者问他:“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同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911年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同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
     1912年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0日,清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匡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讲了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了退位的问题。当天,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同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匡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到2月2日为止,各方请求清帝退位的联名增加到50人。
     清帝退位
     宣告退位时的皇帝溥仪和摄政王载沣1912年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全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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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外国列强的支持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
     第一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宋教仁之死激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被刺使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设计划几乎破灭,国民党也一时分裂和没落。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废除帝制
     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
     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其次,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
     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
     辛亥革命不仅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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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着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启蒙革命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国际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引领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了革命而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
     男女平权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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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头娃 五[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