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出一种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设置障碍。先生虽这样说,但身体远不如从前,还是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下。”
王至诚心想:梁启超当年与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流亡东京继续推广“诗界革命”。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态严词抨击。晚年归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的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于是说:“我想梁先生应该支持厉麟似在德国的景星学社搬到北京,或者创办国学院。这对您的身体有利,也是在为国学再造中华文明的呼唤。”
“我要把失去的找回来。”梁启超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坚决与思索,接着又提到,“大不了,去昆明湖见观堂(王国维)……”
王国维不仅是清华国学四大家之一,也是“甲骨四堂”的重要角色。王至诚好奇地问:“他在昆明湖?”
王桂荃伤心地说:“可惜在去年,观堂在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这位享誉中外的学者,在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与磨难后,选择了以如此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遗书上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短短数言,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与思考。
王至诚正要告辞,梁启超说:“弟子张君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寅恪也在附近。”说着,让王桂荃去里屋给他们打电话。
王至诚一直认为梁启超是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而如今才知道,晚年的梁启超及其弟子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与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迷惘与希望。他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归找到一种新的出路。
梁启超接着介绍陈寅恪:“谈到国学的研究,目前在清华大学,除了赵元任教授,就只有陈寅恪了。”
王至诚顿时兴奋起来:“对于此人,我有所了解。陈寅恪先生不仅是清华国学四大家之一,还与梁老、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那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言而喻。”梁启超微微点头。
王至诚说:“陈寅恪还是景星学社的重要学员,与厉麟似等第一批留德学人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和进步思想,因此能体现景星学社的重要性。可惜因为去年李大钊的被捕,我只好舍去北京而去上海,一年下来,仍未能为景星学社找到合适的落脚点。”
梁启超说:“陈先生来看望我的时候,也提过景星学社。我当时并未支持,因为担心累及清华的国学门。如今时局稍有稳定,如果他能支持,在清华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应该不成问题。”
此时,王桂荃打完电话从里间走出来,微笑着对王至诚说:“陈寅恪去上海了,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说着,她大方地来到王至诚的对面坐下,亲自为他斟了一杯酒,“先生不能饮酒,让‘小妾陪大书法家。”
这一刻,王至诚意识到,自己的追寻,不仅是对艺术的热爱,更是对一个时代命运的关切。无论是梁启超的坚定,还是陈寅恪的深邃,都让他在这条探索的路上,倍感振奋与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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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5章 谍战北京:对饮二锅头[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