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国务卿不禁叹道：我们要得太多了。清朝使节听出话里有话，连忙追问。国务卿实话实说，我们那时都是虚报的军费和损失。实际损失没那么大，都翻了3倍5倍地要。
清朝大使也顾不得出访任务了，开始游说美国人退回多要的赔款。美国国会开会时讨论了这事，觉得这事做得是不老地道的。这不明摆着敲诈吗？决定退回多要的部分，大概占赔款的60%。但是退归退，清朝交还得交。美国人要监督着把这些钱用到中国的教育方面，建学校、资助中国人来美国留学。
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劝其他列强也把多要的部分退回去，但是响应寥寥。后来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为拉拢中国参战，同意中国缓交赔款。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不再给德国等战败国付赔款。而其他战胜国念在中国助阵的份上，陆续减免了赔款。总共减免了42%。小日本最抠，只免了1%。
利用庚子赔款的退赔款，清朝建了好多学校，派了好多留学生。变法在教育方面成效最显著。
武举也取消了。考骑马射箭还有什么意思？建立武备学堂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同时建立一支按西方模式训练和准备的新军。旧式军队逐步度裁减。
袁世凯被任命为练兵处会办大臣，主管新兵训练。
清朝的法律也参照西方法律进行修改，删除凌迟、刺字等酷刑，改笞刑、杖刑改为罚金，该充军、流放为劳改，并且禁止刑讯逼供。
最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一直处于讨论阶段。慈禧派人出去考察，看看君主立宪制究竟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有什么优越性。
慈禧在变法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不管怎么变法，“三纲五常”不能变，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不能变，满清的统治不能变。在这个大前提下再谈变法，谈民主。换句话说，无论是搞君主立宪还是议会都不能影响满清的统治。
民间也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但民间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三纲五常，直指满清统治。
知识分子宣传民族主义，宣传民族英雄，宣传“排满革命”，希望建立“民族主义新中国”。
知识分子写了很多介绍、歌颂抗金英雄岳飞、抗清英雄郑成功、史可法的文章，刊登在报纸杂志上，鼓动民众起来反清。
梁启超发表文章：“呜呼！今执我主权、施行法律，以代表我国者，非炎黄子孙也；奏章诏谕所称为列祖列宗、讴歌而颂扬之者，非吾民之祖先，与历史无关系也。既非同族，则何从爱之？……是中国所以终亡（满清）也夫”。
革命党人陶成章撰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
上海租界的《苏报》以政见激进而著称，发表很多宣传维新变法、抨击时政的文章。
有篇文章是这么写的：“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步小康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公等皆熟视无睹乎？”“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tiǎn]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杀尽胡儿方罢手”。
革命党人邹容写的书《革命军》在上海出版发行。邹容满清封建统治扼杀了中国的一切生机，出卖了中国的大片国土，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主张“推翻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诛杀满洲人所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建立“中华共和国”。
在晚清知识分子看来，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推翻满清统治。
晚清起义频发。有些起义是革命党人所发动。
孙中山在广东起义失败逃往日本，在日本建立革命军事学校，筹建中国革命军，为再次武装反清做准备。孙中山主持开学宣誓仪式，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4年，孙中山受邀加入致公堂。致公堂是中国著名帮会洪门的海外分支机构，后来演变为ZG党。孙中山在致公堂担任“洪棍”（洪门三把手，掌管执法）。他将革命军事学校的誓词作为致公堂的宗旨。
后来他创立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又成为同盟会的纲领。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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