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久攻不下，最终成为联军进军的口实和自身无能的铁证。义和团的狂热无法弥补其军事上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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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防御作战中，聂士成部进行了相对顽强的抵抗，但孤立无援，战术陈旧，死守阵地承受炮轰，最终被优势联军击溃。聂的战死是其部队为数不多的亮点。
京津间阻击/防御期间，在杨村、廊坊等地组织的防御形同虚设。清军主力，如宋庆、马玉崑部，消极避战，稍触即溃。义和团袭扰造成小麻烦，但无法影响战役进程。北京城墙防御未发挥应有作用。
清方无显着战役层面优势。部分指挥官如聂士成的个人勇气无法扭转整体败局。
劣势有战役指挥体系完全瘫痪，各部队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拆台，如我们审问俘虏得知裕禄与聂士成之间的矛盾。后勤崩溃导致前线饥馑。部队毫无机动性，被动挨打。对联军行动意图判断完全错误。
我的评价是：“清军的战役表现只能用‘灾难性形容。围攻使馆是其愚昧与虚弱的集中体现。在野战或防御中，他们缺乏任何近代化军队应有的组织、机动和韧性。义和团在战役层面除了制造混乱和屠杀平民，毫无军事价值。其抵抗意志在遭受真正的现代化火力打击后迅速瓦解”。
戴伟胜在接过王月生贴心地递过来的一杯很纯正香味的英国红茶后，点头致谢，同时发现，几个中国人，包括刚刚给自己递茶的王月生，都在用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漂亮的自来水笔和有漂亮的皮革封面的本子疯狂地记录着。其中，郑贯公还时不时地偷瞄一下两边的学员笔记本上的简体字，暗恨不公平，自己要写那么多笔划才写完一个字，那边几笔就完成了。
戴伟胜看了看王月生，见他缓慢地摇了摇头，便知其答应了自己不会向外披露。他自然十分相信王月生，而且盼望着自己抛的军事上的、表面上的砖，能够引来王月生关于政治上的、深层次的玉。所以，他喝了几口茶，补充水分后，继续道：
“在战术层面，我们军人关注武器、指挥与士气的对比。
其中，武器装备的代差决定了战场主导权。
联军方面，英军李恩菲尔德步枪射程500米，日军三十年式步枪射程400米，均配备弹仓供弹，每分钟10—15发；
英军75毫米野战炮射程6公里，日军92式重机枪射速450发/分钟，可压制清军土炮的500米射程和每分钟1发的射速；
后勤上，联军配备野战医院、罐头食品、通讯鸽，日均行军30公里。
相较之下，清军方面：
占总兵力70%的义和团仅有刀矛、土枪，清军主力装备抬枪，射程300米，需2人操作，老式前装炮装填需10分钟；
义和团“练拳不练枪”，清军士兵，尤其绿营，缺乏实弹射击训练，部分士兵从未摸过枪；
后勤上清军粮草依赖地方摊派，沿途常因“百姓闭户”断供，如聂士成部在杨村饿死300人。依赖粮车运输，日均行军不足10公里。
在指挥体系上，双方更表现出了纪律与协同的差距。
联军方面，虽各国矛盾尖锐，如俄军擅自占领山海关，但前线指挥官，如日军福岛安正、英军加德纳均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擅长“集中火力、分进合击”；
使用野战电话与信鸽建立了临时通讯网，确保各部队信息同步，如天津战役中，日军通过信鸽告知英军清军左翼薄弱。
清军/义和团方面，清军指挥系统混乱，荣禄、董福祥、聂士成各领一军，互不统属，朝廷的“圣旨”靠骑马送信，常因传递延误失去时效；
义和团“坛口自治”，各团首领仅听命于本地香主，无统一号令，如北京城破时，部分团民仍在胡同里“练拳”。
在士气与组织方面，再次证明了组织力碾压“血性”：
联军方面，士兵受“解救侨民”、“殖民荣誉”激励，英军士兵高唱《天佑女王》冲锋，军官通过勋章、晋升维持纪律，日军少佐因攻占天津站获旭日勋章；
虽然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转化为“集体暴力”，比如德军士兵因克林德之死屠杀了不少北京平民，但战场纪律总体严明，无大规模溃退。
清国方面，清军士兵，尤其汉军，普遍厌战，俘虏称“打洋毛子是为了保大清，大清却克扣军饷”。临阵脱逃者众，如董福祥部甘军在北京城破时集体溃退；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在实战中彻底破灭，被机枪扫射后士气崩溃，部分团民甚至倒戈协助联军，如西四牌楼团民向日军指认藏匿的清军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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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9章 八国联军的战役与战术评价[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