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呢，说没就没了呢，他只是去买猪蹄呀！二梅想要说些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什么，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大梅和二梅轮流在娘家陪着妹妹过夜，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实在不放心留下爷孙三人在家，在所有的人还没醒来之前，姊妹二人中的一个就做好了饭，在所有人都睡去时，留下的那一个才合眼，她们怕自己的妹妹走不出丧夫所带来的悲伤，做一些傻事情，她们要身体力行的劝勉妹妹，给她勇气以面对今后的生活，她们容忍了做妹妹的疯狂与乖戾，她们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她们不相信自己的妹妹真的会疯，她们不相信自己的妹妹会永远这样脆弱下去，当别人对小三泼的理智打上问号的时候，她们也始终相信妹妹的一切终将恢复正常。然而就在所有人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在南坑里撒了药，一坑的鱼一夜之间全都被毒死了，吴明的大伯，那个老实巴交的老光棍，带着怨气和怒火敲着一面破铝盆，从杨树庄的前街骂到了后街，又从后街骂到了前街，从村东头骂到了村西头，从上午骂到了天黑，人们都说他骂的好，就该骂。第二天小三泼对大梅说自己要到南坑去看看，大梅也跟了去，坑边站满了大人孩子，他们正在就满坑漂浮的死鱼发表言论，有人长吁短叹，也有人说说笑笑，有人甚至不顾众人的说辞开始捞鱼。小三泼走到坑边看着那些死鱼，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她像一个男人一样说道，大家赶紧把鱼捞走吧，再不捞就不能吃了。大家听到小三泼这样说，不禁面面相觑，那时候的村委主任还是何狗蛋，它代表杨树庄所有人向小三泼询问她说的是否是真的，小三泼说，真的，真的，就是我男人活着，也会这样说的。大家伙一听是真的，可乐开了花，男人们当即跳下坑去捞鱼，女人和孩子则回家拿家伙什儿盛，他们拿来了化肥袋子，鸡网子，提来了筒，还有人端来了锅，一时间整个大坑都变得热闹非凡，小三泼就这样坐在坑边看着那些大人孩子欢快的忙活着，笑的眼睛里流出了泪。
据我的母亲说那是一九九三年农历的三月廿六。阴历的三四月份，庄上人正处在一年中较为清闲的时刻，没有比时令带来的清闲更让一个以土地为生的人感到心安，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人们一年中没有几天是不记挂着庄家的——该打药啦，该间苗了，该浇啦，该播种了，终于要割啦，春耕秋种是人们的希望所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间人们可以搬来一张椅子坐在院子里沏一壶大叶的浓茶来品，间或抬头看看天空的流云，听听树上的婉转的鸟叫，想想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们很开心，她们得以有时间东扯葫芦西扯瓢，三五个妇女一凑就把镇上周围十几里地的十来个庄上十天半个月来发生的大事捋一遍，男人们也很开心，几个爷们儿一凑，弄张桌子在马路边上一放，打升级，搓麻将，推牌九，就怕你不来。这时节庄上所有的人都过得好不自在，大部分的人们走在街上也显得懒洋洋的，脸上现出慵懒的神情，然而这一切欢愉似乎都与住在村子西北角我们家没有什么关联，我的父亲是煤矿工人要去上班，下了班就要睡觉，没有时间去打牌或麻将，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打牌或是麻将。而我的母亲，一个安静的女人，笨嘴笨舌，也不喜欢像别的女人站在大街上嚼舌头。
那天下午饭过后天空突然就变暗了，天上的云彩叠了一层又一层，傍晚时分酝酿了一下午的雨落了下来，像难产的女人生下了孩子。这天夜里吴明的母亲戴着斗笠出现在了我家的门口，她是来找我的爷爷拜师学艺做豆腐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你爸爸没学的东西都让吴明的娘学走了。我的爷爷做豆腐做的好吃是众所周知大家公认的，小三泼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跟着我的爷爷学会了做豆腐，可谓是师承名门，在吴明与我相遇在杨树庄小学之前，她的母亲小三泼已经在杨树庄卖了两年的豆腐。从吴明入学的第一天起，他的母亲在五点半出门卖豆腐之前，都要为儿子盛一碗豆浆，然后就用小锅给吴明煎一盘鸡蛋豆腐，再给儿子调好她认为温度刚好的洗脸水后，这才叫醒儿子起床，而她也要即刻推着小小的独轮车去卖豆腐了，在同行们决定改行换业之前她不得不去寻求村民们更多的青睐，她不想把推出去的豆腐再推回来，哪怕只是半块砖一样大小的一块，但总有那么几次她做的豆腐会被推回来那么几块，有时几块卖不出去的豆腐堆在一起竟能填满半口猪槽，冬天还好，还可以留着第二天再卖，倘若是夏天，那就要坏掉了，归其原因多半是她在当天做的豆腐里掺了过多的面粉影响了口感，当庄上的人们怀着解馋的心理看着一盘刚出锅的豆腐大餐张着大口瞪着大眼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激动心情难免有几分异样，于是我们相互转告说小三泼最近又把握不住火候了，这几天就不要吃她做的豆腐了吧，可是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几个老主顾别有用心的消费，那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没有讨上老婆的原因各有不同，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里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擦肩而过，要过好多年这些被命运安排到婚姻的筵席之外的人们才会确信自己已经没有挤上桌品尝幸福的美酒的机会，及至老之将至，那时困扰他们的将不再是那些木已成舟的往事，取而代之的是身体上的顽疾和膝下无子的孤独，而在此之前他们的头脑中或多或少还存有想象，物换星移，随着生命之光的黯淡，他们的想象力也随之枯竭，在留下最后一滴眼泪前，他们像很多人一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又像所有的人一样抱憾而终，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已经脱离了传宗接代这一队列的现实。
就是这样一群与世俗很重要的一环脱节的人，竟出于某种特殊的情愫不约而同的支持着小三泼的买卖。他们是寂寞的，他们经常在意识深处那一隅去想象她的寂寞，每当他们装成自己只是想吃豆腐的样子把小三泼喊道自己所谓的家的门口，看着女人拿着刀在豆腐上切下即将属于他们的那一块时，他们有时竟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反复的搓起手来，面带神经质的微笑，好像是在排队领媳妇，当女人把豆腐盛进碗里端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接豆腐碗的表情倒像是在接过一个还在啜奶的婴儿，小三泼在处理这样的情况时总是迅速果断，远没有她隔着马路招呼买主时的那份热情与耐心，小三泼在嫁给吴家老二前就是村里的美人，而今剪短的头发又将她精致的五官衬托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灵气，尤其是当她站定看着那些终将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买账的人的时候，一双大眼睛咄咄逼人，让男人们不敢而又忍不住不看，让女人们想看而又不敢去看，只要看一眼她的眼睛男人们就会明白什么叫魅力，女人们则会相信她有自己学不来的风情，然而小三泼之所以展示自己的魅力与风情完全是为卖出一小块豆腐，目的达成他就会变脸，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清楚道德的天平会习惯性的向哪边倾斜，为了自己的儿子它不能让庄上刮起和自己有关的风言风语。
三年前的夏天，我看到吴明的时候，人很精神，就是皮肤黝黑，便问道，你这是挖煤去了还是烧窑去了，怎么晒的这么黑？吴明笑着说，我种地去来。我大惑不解，你不是读研了吗，还真像村里人说的学的种地。吴明笑着说，差不多吧，为了做统计写论文。我说，这样也好，你回家帮着种地二娘也能省省心。吴明继续笑着说，嗯，我没在家里种，家里没这条件，我在版纳种的。我说，好家伙，种地都种到版纳去了，厉害呀。吴明笑了笑说，学校安排的，没办法的事情。我说，你在版纳种香蕉吗？吴明说，我们不种香蕉，种玉米。看到我有些吃惊，吴明又补充道，就是棒子，我们在版纳种棒子。我说，在版纳种出来的棒子是比咱地里的甜还是比咱地里的大。吴明继续笑着说，还不知道。我说，还没收还是怎么的？吴明苦笑一声，说道，我们在版纳播完种就回学校了，算着到成熟期就去收，走到一看，别说玉米，连玉米秸都让当地人砍了。我不免有些同情他说，那怎么办，再种一茬？吴明又笑着说，嗯，再种一茬。我笑着说，这回可得看好了，别再让当地人给偷了。吴明说，这次肯定会加强防范的。
前年夏天见到吴明时，那时他已经写完了自己关于玉米的论文顺利的毕业了。我说，你毕业了是不是要去搞植物研究，也像袁隆平一样培育出个杂交玉米花生棉花一类的高产农作物？吴明笑着说，袁隆平只有一个。我说，那你可以超越他呀。吴明，没那本事，看似简单，其实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力，物力和耐心来支撑，而且一般院校里搞科研的氛围并不浓厚，不少学生都只想着混到毕业拿个证，老师就想着搞个项目，评个级，显得比别人高一等。我说，那你打算去做什么。吴明说，我打算考公务员。我有一些吃惊，难不成你准备要从政了。吴明微笑着点点头说，差不多吧。听到吴明这样说我有些大惑不解，那你学了这么些年的植物不就白学啦，再说这似乎有些驴头不对马嘴。吴明微笑着说，话不能这样讲，我学的这些东西毕竟开阔了我的视野。我没有再说什么，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两个人就那样站在六月傍晚的街口，彼此沉默了好久，彼此之间好像有一扇曾经大开的门，此刻已经关上了一半，我和吴明就这样站在门的两边互相张望，谁也不能再把彼此看得完全。
第二十一章[2/2页]